研究生怎成“烟酒生”
2012年07月18日
来源: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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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生,意如其字,以抽烟喝酒为生抑或解释为抽烟喝酒的学生,本是一句对“研究生”的戏称,如今看来已是荒诞的现实。
据日前最新数据,2012年,全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为584416人,其中硕士生517200人,博士生67216人,十年间翻了一倍。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且就业率开始下降。2009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硕士生的就业率不及本科生。(7月16日《中国之声》)
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般的怪圈。最初上大学的人是少数,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开始扩招;大学毕业的人多了,能找到工作的人少了,研究生开始扩招;毕业的研究生多了,能找到工作的少了,博士生开始扩招……如此循环下去,“圣斗士”和“烈士”学位恐怕当真要第一个出现在未来的中国。
此条新闻的出现立即成为了众家议论的焦点,许多评论将矛头直指“扩招”政策,在痛陈高等教育质量江河日下的同时,也呼吁主管部门狠下心来“刮骨疗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境况。诚然,“扩招”政策的出现确实导致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数量爆炸式增长,然而,“量变”导致“质变”的理论不能随随便便用在每一个看似合理的地方,要找到研究生成为“烟酒生”的症结所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扩招”所能囊括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千年前孔子一个人带三千多学生也依然能够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鼻祖和典范,现如今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便捉襟见肘?
联想到同样是在16日由教育部起草的《关于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暂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里当然有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中唯论文唯专利至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当人们发现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如投机取巧的捞钱、苦心孤诣完成研究不如写上几篇垃圾论文来的更好更快时,自然就难以阻止大量的不端行为,更可怕的是,高校的教授博导们顾着挂名捞钱,手下的那些本就因为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而“缓冲”读研的学生自然也乐得清闲,照葫芦画瓢的“不端”下去,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净的,如此导致的结果当然是谁也不想动谁,互相乐哈哈钱到手就万事大吉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倒不如叫“学术不端共同体”更为恰当一些。
研究生就业的困难其实并不能天然推导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因为倘若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没搞清楚,何以来评价质量呢?这就好比是假如我们的社会每年只为我们提供了1万名清洁工人的岗位,可每年我们却培养出2万名清洁工人,那么结果便是,无论这2万名清洁工人是多么的优秀,终究会有1万人找不到工作。经济增长结构和教育培养目标的错位才是研究生就业的罪魁祸首。
美欧发达国家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没有长过2年的学制,可在中国,读一个硕士学位3年毕业才是标准配置。主要因素在于只有我们将硕士学位当作一个和本科、博士形成阶梯层次的学位看待,我们像爬楼梯一样先读本科,如果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就继续读硕士,如果还找不到工作就继续读博士,一层层爬上去,原因只是因为在前面的台阶上找不到工作。而欧美国家基本都是在博士的第一或第二年通不过QE(Qualify Exam)时给一个硕士学位让学生离开学校,所以在他们看来,博士就是专门为了那些有志于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设置的,没有科学研究潜质或欲望的人不要来凑热闹,定位非常明确。但在中国,我们对硕士学位的定义就已然是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设置,而不论其是否有潜质或者意愿,可现实是中国有多少毕业的博士都尚且放弃学术研究从学校出来一窝蜂的挤到工业界和企业界,更遑论硕士。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不仅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精英”而且我们还在漫无目标的批量制造这些“精英”,如此,研究生就业难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带来的学位泛滥和学历缩水,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到这里似乎还并未深究到底,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体制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橄榄状”就业市场,即真正有潜力有兴趣有意愿进行科研创新的人才都在慢慢的流失到国外去不再回来,回来的也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慢慢迷失而鲜有作为,这使我们从上至下所倡导并鼓励的科技创新事业一直艰难推进,这是橄榄的一头;另一头则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高级蓝领和技工人才供不应求,庞大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缺乏职业训练又不愿意“屈尊”去做只有“工人”才做的活,于是通通被挤在橄榄的中间位置,上不去也下不来。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源去寻求办法。7月6日到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9大常委悉数出席,说明国家最高领导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我们每年投入到科研领域的资源绝不算少,然而至今仍难称得上是创新型国家,其原因和研究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看似无关,实则是同一个问题,理顺了科技创新的积弊,也就解决了研究生就业的难题。
中国之所以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什么叫以企业为主体?就是创新的发起者、执行者和得益者都应该是企业,回望这些年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靠的主要是对能源、土地和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垄断;维持这些要的不是科技创新人才而是政府关系,不进行科技创新,少要一些毕业的研究生也不会损失什么,说到底,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恐怕才是经济结构发展和教育目标不协调不匹配的原因。
无论是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倘若有一天,他们发现如果不进行科技创新,不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发不出最为市场所认可的产品,他们就会倒闭,那么研究生就业难就不会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多少研究生来,企业都会因为有关乎生死的科技创新的需要而拼命的招聘这些“精英”,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才可以算是有价值的。
不让研究生成为“烟酒生”,需要我们更努力的思考和探索。
据日前最新数据,2012年,全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为584416人,其中硕士生517200人,博士生67216人,十年间翻了一倍。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且就业率开始下降。2009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硕士生的就业率不及本科生。(7月16日《中国之声》)
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般的怪圈。最初上大学的人是少数,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开始扩招;大学毕业的人多了,能找到工作的人少了,研究生开始扩招;毕业的研究生多了,能找到工作的少了,博士生开始扩招……如此循环下去,“圣斗士”和“烈士”学位恐怕当真要第一个出现在未来的中国。
此条新闻的出现立即成为了众家议论的焦点,许多评论将矛头直指“扩招”政策,在痛陈高等教育质量江河日下的同时,也呼吁主管部门狠下心来“刮骨疗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境况。诚然,“扩招”政策的出现确实导致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数量爆炸式增长,然而,“量变”导致“质变”的理论不能随随便便用在每一个看似合理的地方,要找到研究生成为“烟酒生”的症结所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扩招”所能囊括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千年前孔子一个人带三千多学生也依然能够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鼻祖和典范,现如今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便捉襟见肘?
联想到同样是在16日由教育部起草的《关于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暂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里当然有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中唯论文唯专利至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当人们发现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如投机取巧的捞钱、苦心孤诣完成研究不如写上几篇垃圾论文来的更好更快时,自然就难以阻止大量的不端行为,更可怕的是,高校的教授博导们顾着挂名捞钱,手下的那些本就因为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而“缓冲”读研的学生自然也乐得清闲,照葫芦画瓢的“不端”下去,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净的,如此导致的结果当然是谁也不想动谁,互相乐哈哈钱到手就万事大吉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倒不如叫“学术不端共同体”更为恰当一些。
研究生就业的困难其实并不能天然推导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因为倘若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没搞清楚,何以来评价质量呢?这就好比是假如我们的社会每年只为我们提供了1万名清洁工人的岗位,可每年我们却培养出2万名清洁工人,那么结果便是,无论这2万名清洁工人是多么的优秀,终究会有1万人找不到工作。经济增长结构和教育培养目标的错位才是研究生就业的罪魁祸首。
美欧发达国家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没有长过2年的学制,可在中国,读一个硕士学位3年毕业才是标准配置。主要因素在于只有我们将硕士学位当作一个和本科、博士形成阶梯层次的学位看待,我们像爬楼梯一样先读本科,如果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就继续读硕士,如果还找不到工作就继续读博士,一层层爬上去,原因只是因为在前面的台阶上找不到工作。而欧美国家基本都是在博士的第一或第二年通不过QE(Qualify Exam)时给一个硕士学位让学生离开学校,所以在他们看来,博士就是专门为了那些有志于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设置的,没有科学研究潜质或欲望的人不要来凑热闹,定位非常明确。但在中国,我们对硕士学位的定义就已然是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设置,而不论其是否有潜质或者意愿,可现实是中国有多少毕业的博士都尚且放弃学术研究从学校出来一窝蜂的挤到工业界和企业界,更遑论硕士。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不仅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精英”而且我们还在漫无目标的批量制造这些“精英”,如此,研究生就业难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带来的学位泛滥和学历缩水,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到这里似乎还并未深究到底,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体制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橄榄状”就业市场,即真正有潜力有兴趣有意愿进行科研创新的人才都在慢慢的流失到国外去不再回来,回来的也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慢慢迷失而鲜有作为,这使我们从上至下所倡导并鼓励的科技创新事业一直艰难推进,这是橄榄的一头;另一头则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高级蓝领和技工人才供不应求,庞大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缺乏职业训练又不愿意“屈尊”去做只有“工人”才做的活,于是通通被挤在橄榄的中间位置,上不去也下不来。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源去寻求办法。7月6日到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9大常委悉数出席,说明国家最高领导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我们每年投入到科研领域的资源绝不算少,然而至今仍难称得上是创新型国家,其原因和研究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看似无关,实则是同一个问题,理顺了科技创新的积弊,也就解决了研究生就业的难题。
中国之所以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什么叫以企业为主体?就是创新的发起者、执行者和得益者都应该是企业,回望这些年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靠的主要是对能源、土地和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垄断;维持这些要的不是科技创新人才而是政府关系,不进行科技创新,少要一些毕业的研究生也不会损失什么,说到底,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恐怕才是经济结构发展和教育目标不协调不匹配的原因。
无论是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倘若有一天,他们发现如果不进行科技创新,不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发不出最为市场所认可的产品,他们就会倒闭,那么研究生就业难就不会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多少研究生来,企业都会因为有关乎生死的科技创新的需要而拼命的招聘这些“精英”,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才可以算是有价值的。
不让研究生成为“烟酒生”,需要我们更努力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