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不能把一味升博、升硕当作政绩来追求

　　[主持人]：这样也调动了导师的积极性，责任心，责任心真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有过多过滥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刘经南】：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社会和教育家，以及政府都认识到高等学校要分类管理，不同类的高等学校要有不同的评估体系，使得他按照自己的评估体系和定位来建设自己的学校，来提升自己的水平，不要一味的追求什么专科升本科，本科就找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又去找博士点，所以的确或多或少的我承认存在着有些点过滥的这种情况，要规范这种情况，要进行我们国家大学的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提出不同类型学校的评估方式和定位，而且把它相对的固定，这样各个类的学校有自己的定位和追求目标，在这个追求目标的前提下，不断地提升自己，优化自己，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需要政府和社会以及家长的共同配合，不然的话，我们有些官员或者有些学校领导，总是把升博、升硕当做自己的政绩来追求，那就不适合于这种分类管理和指导的办学理念。

培养学术大师先从基础教育抓起

　　[主持人]：通过以上的措施，也是会使研究生在面向就业的时候，能够目标更明确，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考研究生，一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逃避，因为现在有很多本科生就业太难了，大家都去考研，我们有一位网友想问嘉宾，我们武汉大学在招收研究生的生源问题上，有没有进行市场化运作？

　　【刘经南】：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办法是加大招生宣传的力度，通过广泛的宣传，而且多种方式的宣传，比方说把本校的，特别是外校的一些优秀的生源组织到学校进行参观、学习，而且我们鼓励外校的本科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学术的交流，甚至课程打通的这种交流，通过多种方式吧，来吸收优秀的生源。

　　[主持人]：更多优秀的生源来到我们武汉大学。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出学术大师了，现在的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应该如何改进，才能培育出学术大师的需要？

　　【刘经南】：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也是我们国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我记得温总理去拜访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老前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出学术大师，需要从现在的基础教育开始，就要做起，我们社会，我们的家长们要改变一些观念。

　　[主持人]：改变什么样的观念？

　　【刘经南】：就是要按孩子的天性去培养他，因为我们认为，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因为他是人类，他就有创新，有探索的天性，这已经通过一代一代的遗传基因固化在我们人的身上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家长也好，社会也好，只是按照大人的模式来塑造孩子，把他们创新的灵感和天性一点一滴的从小就把它扼杀住了，就削掉了，这个不适合大师的培养，创新性的人才，大师级的人才培养一定要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下，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一直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或者在训斥的环境下，他能否有创新的思想，成为知识面非常宽厚的人才呢？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要有宽松的环境，从小要有宽松的环境。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营造一种非常宽松的环境，让大学生学习，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国家由于人口多，竞争压力很大，学生长期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成长的，而且一下子很难改。

　　[主持人]：孩子的天性就被管住了，无法释放。

　　【刘经南】：所以我们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课程不是很重，学生选课的自由完全凭他的兴趣来任意的选课，当然选课有科学的设计，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转专业，自由的挑选专业，在转专业上面都给予一些辅导、指导，和比较宽松的环境让学生转，就是营造这样一个让他的天性恢复的过程，在宽松的环境下，使他养成创新的灵感和恢复到探索欲的这种激情。然后，学生也让他多参加第二课堂，让他们自己自发的组织自己感兴趣的课外活动，包括诗社，文艺节目表演，摄影，体育等等，或者科学探索，做实验，他们感兴趣的，让他们通过第二课堂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探索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这都是素质的培养。

　　所以，我们要更强调“少塑造、多培育”这样一种模式，然后让学生在多种文化的交错中得到熏陶，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相信会有学术大师出现。

　　[主持人]：我们也十分相信，像武汉大学这样，学校方面努力，然后让学生找回天性，这样对学生就业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您说的学生参加社团，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我觉得在工作实践中非常有帮助的？

　　【刘经南】：而且可以解决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在社团过程中，他们自主、自发的活动特别容易启发他们的领导才能。

　　[主持人]：和创造力。而且也是在社团，在学校其它一些小的活动里，也可以锻炼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

　　【刘经南】：对。

　　[主持人]：下面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网友，他说刘校长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强国论坛，在创新和收入两方面，您觉得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和其他高校有区别吗？武汉大学更倾向于哪个方面？

　　【刘经南】：创新和收入。

　　[主持人]：他前面没有写定语，我们理解创新可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然后导师的收入和其他高校有区别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教师授课，导师指导，以及课题研究，都是在处理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是否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好地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忧愁，让他们在教学的时候没有很多顾虑，跟学生沟通的时候会更好。

　　【刘经南】：对，学校是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教师创新，而且实际上有一定的对所有大学的老师，在面临这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在大学里面也面临着一些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的一对一的竞争，而是面向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社会的进步，你能不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服务，如果你提供不了更多的服务和资源，那你就落后了，导师面临着这个压力。这样逼得这些导师们不断地提高自己来学习，同时也需要他们跟学生进行互动，因为只有通过和学生的互动，从学生那里可以吸取营养，因为学生的思维更发散，老师更有活力，一旦导师对国家的贡献更多了，服务更多了，他的收入也会多起来，所以我们在贡献上来讲自己的待遇。

现行高校收费标准基本上是合理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物价上涨的很快，国家给予研究生的生活补贴是否应该增加一些呢？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一位网友说，有人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很多贫困学生是上不起大学，都是由于学校收费太高，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经南】：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增加对学生的生活补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学校实力的提高和这个导师能力的提高，我相信国家一点，学校一点，导师一点，三个一点能够使得研究生的补贴进行增加，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做，像最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多种努力取得社会的支持，在我们学校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奖学金和贫困学生的资助基金，甚至有的学生，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情况，很多学生一年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和贫困生的资助金，一年的收入，一个硕士可以拿到一万左右，有的博士会拿到两到三万，都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是要优秀的。

　　[主持人]：这个是好事情。

　　【刘经南】：国家在提高，更重要的是学校在努力，导师在努力，所以这三个努力，我认为研究生的补贴会得到提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学费问题，实际上曾经有一个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学校采取这样一个政策，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采取国家支持为主，家长也承担一部分，这样一个政策，所以现阶段高校学生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四到五千，大城市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标准，个别的专业，像艺术类的专业就高一点，要八千左右吧，甚至九千吧，一年。我认为现在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一般是我们通过多种方式计算，都是在一个本科生的成本，都是在一万七到一万九，甚至两万这种水平，不同的城市。现在国家一般给六千多到七千这个水平，学生是四到五千这个水平，所以还不够它的成本，这个成本部分是靠学校老师们的努力，通过为社会服务争取各种各样的资源来补贴的，所以，基本上能够使得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培养还能够维持下去，实在不够的如果要增加学校资源的，学校就靠一点贷款来改善学校的资源，改善学校的环境，有利于更好的培养学生，是这么样一个模式。

　　所以，我认为目前四到五千这样一个收费的标准，是基本合理的，是符合我们国家现在的这样一个现实状态，我们通过广泛的调查，大概有60%多到70%的家庭，能够承受得起这个四到五千的学费标准，但是有20%的家庭是有困难的，有10%左右还多一点家庭，是完全不能承受这种的。现在学校和国家，通过奖、贷、助、补、免，这样的措施来解决所谓贫困生缴费比较贵的问题。

　　[主持人]：通过刘校长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刘校长在我们武汉大学，也是对贫困学生有很多贴心的服务和帮助，我还知道其实还有绿色通道，是吧。

　　【刘经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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