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点学科专业主文献制度建立起来后，博士生就不会再“茫然”了。因为该制度是对各学科学术思想史的系统归纳和总括，能让学生一目了然地了解已有的各项研究成果。另外，各博士点学科也会围绕专业主文献设立相应的系列研读课程，而且导师会指导研究生研讨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专业主文献，以提高研究生专业文献阅读的针对性和效率。这样一来，博士生们就知道该学什么，也能更加迅速地进入专业研究领域。

　　但是，这项制度在建立之初却遇到了一些阻力。“博士点学科专业主文献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师傅带徒弟’式的研究生指导模式。在建立之初部分导师对此项工作有不同的理解。觉得这项工作多余，没什么实际意义。但随着第一阶段9个试点博士点学科专业主文献制度的建立和试用，很多导师逐渐认识到了这项工作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主文献制度建设工作中，积极投入到专业主文献的收集、甄别和遴选工作中来。通过教师的集体研讨和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了教师学术水平的提升和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吴晓求说。

　　导师招生数量与科研、经费、成果挂钩

　　说到现行的导师招生名额分配问题，各个学校可能都遭遇着相同的尴尬。在名额分配中，每个学院、每个专业，大家都在争抢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因为研究生招得越多，评估时就能多占分，老师完成工作量就更容易些，机会也更多些。在这场博弈中，长期以来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实行招生名额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但却没有体现出学科之间的差异，也没有考虑导师能力上的差异。有的导师科研项目很多，思想很活跃，而有的导师长期没有任何科研项目，但他们却享受着同样的教育资源。有的博导甚至说，平均一人招3个，为什么我就不能招3个，他始终认为，平均数量是他应有的权利。

　　“我们不能再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了，要根据导师的科研、经费、学术成果来决定导师招生的数量。科研项目及经费较充足、科研成果较多的导师，招生数量可以适当增加。”吴晓求说，“如果导师没有科研项目可做，又怎么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过去招生的平均主义，既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学生培养的不负责任。”

　　除了研究生导师的招生数量与科研项目、经费、学术成果挂钩外，对博士生导师的招生又增加了一条附加条款，即一般情况下导师需要提供一定的助研岗位津贴资金，否则不能招收博士生。

　　招生还需要先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看起来似乎不太合理。对此，吴晓求解释说：“这些经费是用于研究生做科研的。这样做是为了让导师更加切实地负起责任来，加强学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保证学生和导师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切实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然而，不同学科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吴晓求说，学校会考虑到这些差异，对有些学科可以申请豁免。比如，在一个招生年度，人文学科、理学学科和经学校核准的社会学科中基础理论和史学特点明显的少数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一个博士研究生时，可不提供研究生助研津贴资金。

　　这项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措施，在导师们眼里又是怎样的反应呢？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对记者说：“做老师是良心活儿，凭的是一种责任。学校以上的种种做法，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我们的改革，是借鉴了国外的教学管理经验，但我们只看到了形式，却忽视了内容。国外导师的科研经费是很充足的，而且一部分是专门用在学生身上的，足够支付学生的学费甚至生活费。而在我国，国家给导师的科研经费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求导师只有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才能招收学生是不合理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部分导师提出并不了解改革的具体内容，也有的导师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正在紧张复习备考人大研究生的小孟的一席话也耐人寻味。他说，如果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现在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将会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些年来，从本科扩招到硕士扩招，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切都跟就业有关。如果本科生就业形势好转了，那么提高研究生的入学门槛，开展精英教育，这样就不会出现研究生学术浮躁、难以深入从事科研的状况了。为了更好的就业，许多大学生不得不加入到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中来。报着这种心态考研的同学，即便考上了，又有谁能潜心学业做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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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根据应用型和学术型研究生各自的培养目标，调整学习年限，建立差异化的课程结构、能力训练、论文写作方式以及差异化的指导教师队伍，实行分类指导，培养不同能力特征的高级专门人才。改革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方式，从“固定资格制”向“不定资格制”积极过渡（也就是说过去一旦被评为博导，即使没有可“导”的学生，仍然是博导，但是现在招不到学生就不再是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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